让法律归法律。
冷静之余，最近的两起极端案例传递出来的迥异反应，却让我们思考另外一个话题：中国人的爱恨情仇观，到底向何处去？
对于本案，相比于犯罪嫌疑人罗某的“尖子生”身份，被害人女儿在他班上的话更加感人。
在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她说：我不恨他（罗某），一命抵一命没有用，希望他不再伤害别人。亲人被杀，这种略显平静的态度，很容易让人咀嚼出别样的滋味。
与之形成强烈对照的是，在留日学生江歌被杀案件中，作为母亲的江秋莲悲愤不已，对所谓“见死不救”的刘鑫“决不原谅”，并在网上发起“请求判决陈世峰死刑的签名活动”，目前征集人数超过150万。在中国人的传统中，姜木在失去心爱的女儿时的爱恨情仇是一个亲人最正常的表现。
所以，面对另一起凶案受害者女儿“我不恨凶手”的话语时，难免会有些不解，甚至难以接受。翻看网上评论，一位网友轻松成为导师:“你还年轻，你的大度有点‘是非’。可能你还没有从这次恶性事件中走出来，或者你还没有真正‘走进去’。你还没有真正体会到失去父亲的滋味。对于肇事者来说，你还停留在‘同学’的印象里。善良是好事，但要注意是非尺度。
” 也许，在他眼里，为亲人被害而悲伤，为愤怒而憎恨，是一个是非问题，也是一个不能打折扣的原则问题。 但是，这位网友，以及持此观念的很多人，所不能理解的是，还有一种观念，叫作“不恨”；还有一种做法，叫作“宽恕”。已故学者于洪2007年写了一篇文章《有一种爱，我们还很陌生》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。
文中，余教授引用当年发生在美国弗吉尼亚大学的校园枪击案等事件，就中美两国民众对刑事案件的反应，做了对比和分析。“一个杀人犯开枪打死了32个人。凶手自己开枪了。
在守夜仪式上他们点燃了33根蜡烛，为33个生命祈祷。 牧师看着33根蜡烛说，‘当凶手在开枪的时候，我相信他的灵魂在地狱，但此时此刻，我相信上帝与他的灵魂同在，他也是一个受伤的灵魂。 ’” 其实1991年爱荷华大学卢刚事件也是如此。 这位留学美国的华人博士开枪射杀6人后，选择饮弹自绝。 艾奥瓦大学副校长安妮克莱里(Anne Clary)遇害后，她的亲属写信给卢刚的家人:“安妮最相信爱和宽恕。 我们在你们悲痛时写这封信，为的是要分担你们的悲伤，也盼你们和我们一起祈祷彼此相爱”，“在此时，比我们更悲痛的，只有你们一家。 请理解我们愿意和你分担这份悲伤。 ” 这些外国人所表达的原谅与和解，在中国的背景下是难以置信的。 或许，这种“爱”中，混同着宗教、文明等因素。 然而，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土壤里，根深蒂固的“爱”和“恨”的观念几乎成了中国人的本能。 现实中，江歌的母亲如此，亲人遇害后，在法院面前拉横幅、甚至要求判凶手死刑的人们，也是如此。这当然无可非议。
今天的我们，不必过于纠结究竟何种观念更加理性，更加优越，只是还要明白，“参差不齐乃是幸福的本源。 “在尊重自己文化传统的同时，也要看到很多新生代的认知和心态已经悄然发生了变化。 坚守自己的信念，不等于非得干预别人的想法。 不知道的，不了解的，不理解的，没必要一棍子打死。 诚然，年轻的罗某是犯罪嫌疑人，是涉嫌杀害老师的凶手，同时也是被害人孩子的同学，成绩优异的尖子生。 被害人女儿选择“不恨”，认为“一命抵一命没有用”，虽然让人不是滋味，却也是大实话：即便判处了凶手死刑，又怎能挽回逝者的生命？ 此外，我国刑法明确规定，死刑不适用于18岁以下的人，犯罪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。 “希望他不再伤害别人”，更体现了一位女孩的善良与希望，何错之有？ 江歌杀人案，日本律师承认凶手最多被判20年监禁。 事实上，日本虽有死刑，却受到了严格限制。 据统计，从1991年到2015年的25年间，一审判决共判处死刑197人，平均每年不到8人，实际执行的就更少了。 被害人家属的恳求，并不能影响或者左右日本司法审判。中国是迄今为止保留死刑的国家，也是世界上死刑罪名绝对数量最多的国家。
但是，死刑罪名也在明显减少。 《刑法修正案(九)》生效后，刑法中只有46个死刑罪名。 罪名条文的改革，死刑核准权的上收，勾勒出“少杀慎杀”的刑事政策新轮廓，与“私力救济”到“公力救济”一样，见证了文明的趋势。时代的潮流滚滚向前。
从熟悉、面对和接受“不恨”开始，中国人的爱恨情仇观，或许也应该有一些改变。 虽然，这种“不讨厌”对我们来说还是陌生的。